在欣葉和舊識吃飯時，B帶了兩本書給我和W。她邊簽名邊說：「如果連妳們都不讀書的話，大概就沒人讀書了。」我接過她的書一看，是跟插花有關的，我開心地說：「這書太適合我了，插花和種花，應該是差不多的。」
從台灣回來後，緩慢地調時差，然後一篇一篇地看她的書。本來覺得插花和種花應該有幾分相仿，不過，看完之後，深感雖然兩者都跟花有關，插花卻是在方寸之間力求美學的極致，身體的勞動也許比不上種花，創意的部分卻是多了許多。而種花不然，除非全部盆栽，而且像陳文茜那樣有財力把不好看、種不好的花都丟了，否則，定植之後，總是要和植物一起經歷春夏秋冬，植物總有過季的時候，沒辦法永遠保持最美的一面。
而且，我三不五時看到店裡把狀況不好的植物減價出清，我並不會像花藝老師一樣對那些植物棄若敝屣，反而會買回來，試著調整植物的狀況，澆水、修枝、換盆、換土、施肥等，等待花開的那一刻。像我這樣的人，在植物群組裡，不時出現。我們對植物的不完美狀態，比較無所謂，或者說，可以接受植物的本質和不同狀態。
此外，B在花藝上進步的同時，也能從花藝延伸的領域領略人情世故的春夏秋冬，這是我獨自在院子深耕淺掘時做不到的。花藝更具挑戰的，是習花藝的人有老師和同學可以切磋、砥礪，有些花藝老師十分嚴格，逼著學生跳脫格局和固有思維。比起來，獨自種花，總是鬆散些，而且路過我家前院會因為植物而跟我聊幾句的美國人都很有禮貌，從來只說好話，不會批評。
在美國看中文書的挑戰，是我不熟悉許多植物的中文名稱，於是這段時間經常開google看植物圖片。花藝世界接觸的花材顯然超越自然世界許多，她提到的很多植物，我都沒在溫暖乾燥的南加州見過。就算是我熟悉的植物，品種也不太一樣。好比她提到的粉白色、從花心輻射出紅色細條紋的孤挺花，我在美國的孤挺花相關網站查了好一會，都沒找到，感覺是個少見的品種。
最終我明白，插花和種花雖然都繞著花打轉，卻是兩個不同的概念和活動。現階段的我，還是比較適合種花。
自從去年春天收到DNA檢測的結果後，我對照著弟弟傳來的祖譜，不時研究著一些小東西。我打開Google Map，搜尋祖先來台前在廣東蕉嶺的地址，發現他們以前住在一個依山傍水的地方，那附近的名人有「八百壯士」之一的抗日名將謝晉元。在YouTuBe搜尋我們家的堂號，看到從廣東另外一縣到台灣的同姓客家人回老家祭祖的影片，他們要涉水到祖祠，而祖祠同樣泡在水裡，所以他們站在水裡祭祖。那環境感覺不宜人居啊。不禁想起我們祖祠在正廳的牌位底下，似乎有個土地公的牌位。如果祖祠淹水，土地公的牌位該安置哪裡才好？
蕉嶺現在有道特色小吃，叫做「三及第湯」，是道有豬肝、瘦豬肉和豬粉腸的湯品。所謂「三及第」，是指在科舉考試中，連中秀才、舉人和進士。據說清末狀元林召棠先用肉圓、牛肝和豬粉腸做成三及第粥，蕉嶺秀才古遠才用了「三及第」的名稱，改用豬脊頂肉、豬肝和豬粉腸做成「三及第湯」，在客棧做起小吃生意。當地想考科舉的人，都會在應考前喝個三及第湯，以求好兆頭，現在當地人仍會在考試前吃這道湯。不過，這道湯品，我們在台灣沒聽過。林召棠出生於1786年，在1823年中狀元。他還沒出生，我家祖先就已經到台灣了，之後也許回過廣東多次，但古遠才開客棧賣三及第粥的時間不可考。總之，台灣的蕉嶺客家人就跟這段逸史擦身而過，不然就像福州人一樣，把佛跳牆帶到台灣來了。
有天研究著，突然發現有件事不太對。我們家是廣東蕉嶺來的，而蕉嶺是客家四縣腔的範圍：鎮平縣（今蕉嶺縣）、平遠縣、興寧縣、長樂縣（今五華縣）等四個縣，那我們家應該是講四縣腔的，為什麼我爸那邊講海陸腔客家話？
我問了我爸，我爸一聽就說，不對，我們家講四縣腔，是因為阿婆是桃園楊梅人，講海陸腔，不會講四縣腔，所以阿公和他才講海陸腔。以前住我們家對面的堂伯，要是聽到他講海陸腔，會氣得拿煙斗丟他。
原來是我記錯了，我的父語也是母語，我以為的父語，其實是祖母語。以前我媽說，阿婆講海陸腔，她講四縣腔，兩人難免雞同鴨講，我聽到就會居中擔任翻譯的腳色。於是我一直以為我的四縣腔是跟我媽學的，但其實是因為阿公和我爸也講，所以家裡有好幾個大人都是兩種都講，我自然兩種都會，但問題是，我從小就混著講，所以我到現在還是分不清哪種是海陸，哪種是四縣。一位只講四縣腔的苗栗大哥跟我說，客家話不同腔調很好分啊；但對我來說，完全不是這麼一回事。近年因為執政黨推雙語政策，很多語言學者出來反對，認為這樣對下一代的語言發展不好。我完全認同，因為當小孩沒辦法把母語說好時，太快加入第二語言，很容易造成兩種語言自然混合的效果，到時台灣就可能會出現台式英語。
不過新竹縣講海陸腔的人比較多，可能最後我爸那邊住在新竹的親戚講海陸腔比較多？
十一月的時候，無意中發現被稱為「台灣手語之父」的美國人史文漢(Wayne H. Smith)會說客家話，而且是在台灣沒那麼普及的海陸腔，他還教過很多種亞洲語言，讓我佩服得五體投地。之後又發現從美國到新竹湖口傳教的牧師邱福生、牧師娘宋美珍也很厲害，不但海陸客家話講得超標準，可以用客家話念聖經，連名字都取的這麼台，真是非常融入客鄉。
看到這種語言大神的例子，讓我想回頭把客家話學好，畢竟我比他們更有條件才是。雖然現在我身處的地方沒有史文漢所說的語言環境，但YouTuBe和Podcast上都有一些資源可以學習。
苗栗大哥幫我稍微打聽過了，據說廣東蕉嶺現在跟我同姓的人很少，大概是都移出來了？如果不是到台灣，也許多數去了馬來西亞、新加坡等地，我在23 and me上的東南亞各國的遠親還不少，只是他們可能把姓改了，尤其是移居到泰國的人。我甚至有遠親去了遙遠的加勒比海、南美洲和印度。如果我把客家話學好了，說不定有天去這些國家的時候，可以聽聽看客家話到那些國家會變成什麼樣的語言，畢竟語言和文化都會跟著人移動，也會跟著所處環境而變動的。
回加州前，就看到先有大風，後有近冰點的低溫特報。儘管在飛機上睡了五六個小時，回到家因為頭痛，又睡了十小時。一覺醒來，發現手背上多了好幾個乾裂的小開口，大概是吹了一晚暖氣造成的，在台北的時候可沒有。感覺有點像浦島太郎，在龍宮玩了幾天後回到陸地上的家，打開玉盒子，瞬間校正龍宮和人間的時間差異，他就變成老公公了。看著自己乾燥龜裂的兩手，我好像老了至少十歲。
值得慶幸的是，出門兩週，大部分的室內植物還活著，外頭怕冷的熱帶扶桑花也活著，Santana Hibiscus 和Coral Delight Camellia 甚至開了一朵花。
好些朋友以為我這次回台是為了投票。沒有，沒這打算。四年沒回台灣，我連戶籍都沒了，沒辦法投票，上次在台北投票是好久以前的事了。之所以隔照麼久才回台灣，是因為疫情期間，台灣有許多不合理的規定，返國僑胞大老遠花那麼多錢回國，花錢被關在防疫旅館裡十幾天造福台灣經濟，一旦一不小心染疫，會被眾口鑠金攻擊是境外移入的防疫破口。那種氣氛實在太可怕，沒想在那節骨眼花大錢回台灣當罪人。就算到疫情後期，台灣比美國高的染疫率，讓人很猶豫，畢竟不少台僑都有在國外都沒得過，即使有的打了疫苗，一回台灣還是得新冠的悲慘經驗。
想起之前印尼大選時，他們在台灣設了幾十個投票所，讓在台灣的印尼人也能參與大選。台灣自詡網路發展和民主勝於許多國家，可是連個不在籍投票都沒有，一直擋，電子銀行可以用，但電子投票不可以。執政黨還會羅織荒謬的理由汙名化海外僑胞，明明健保就是在台灣的人容易濫用，而且僑胞付的健保部分分明是淨賺，卻要怪罪難得回台的僑胞，甚至打注意到僑胞頭上，要僑胞攤平健保損失，那僑胞該有的投票權在哪呢？有時想到都一肚子氣。執政能力差，就老是找代罪羔羊。執政黨一直擋不在籍投票，應該是怕我們這些在海外莫名其妙承受不白之冤的僑胞，用選票教訓亂潑髒水的執政者吧。從不在籍投票提升的公民參與度來看，印尼的民主才是走在台灣前面的吧。
每次回到台灣，親朋好友約聚餐時，都會問我想吃什麼。我的回答通常是：除了美式和義式的，其他亞洲菜都好。小學同學裡有食神級的，立刻給了好幾個讓人難以抗拒的選擇，最後我選了去極品軒吃上海菜。
在這些不到十歲就認識的小學同學裡，認識最久的是六歲時在幼稚園大班裡的同學。雖然我們有一段挺長的時間因為失聯而不曾往來，難得聚在一起時，倒是話題不斷。從小時候的事，可以一路聊到大，聊到最近的子女教育和健康問題。
當豆苗上桌的時候，同學紛紛表示他們對豆苗的喜愛，以及豆苗在台灣的季節短，不像美國。
其實豆苗在美國也是涼季作物，天氣一熱就長不好，容易有病變。很多東西雖然台美都有，但採用的標準不同。像台灣豆苗的梗子可以吃，我在加州買的豆苗梗經常硬到就算水煮，老硬的纖維讓人嚼不動，更吞不下去。所以我每次買豆苗，都要花很多時間去梗子。
蛤蜊也是。美國市售的冷凍盒裝蒜味奶油蛤蜊和蛤蜊濃湯總是有沙，好似他們根本不知道蛤蜊在煮之前，需要先吐沙。然而，在台灣吃的蛤蜊，不管是什麼等級的店家，從不覺得有沙過。
加州五湖四海的食物都有，卻未必能吃到台灣有的。像我們那曾有過上海餐廳，但是沒有鱔糊、醃篤鮮、菜飯和鍋餅。有次特地開到遠遠的洛杉磯才吃到醃篤鮮，味道卻鹹了點。
雖然在座的食神同學說，現在這些菜館的水準不如以往。老師傅難免凋零，後繼者若沒有學到真傳，難免走下坡。在有機會的時候，我們還是三不五時聚聚來吃，免得以後只能到處找記憶中的味道了。
西門町商圈平日還是挺熱鬧的。昨天去的時候，剛好碰到泡泡瑪特(Pop Mart)旗艦店開幕。我完全不知道那是什麼，只看到很多人排隊或拍照。這些天每逢看到排隊人潮，我總是一頭霧水，不明白平常日的白天，為什麼那麼多人不用上班上學，難道現在有很多人採彈性工時或者不需要工作，所以白天可以去排隊買東西？就算有些是觀光客，數量有這麼多嗎？我這次下飛機後入關，人不是很多，跟2014年回來的時候看到的景象差滿多的。
太久沒去西門町了，免不了又迷路，開著手機的地圖，抬頭看到眾多的路標，搞不清楚哪個路標是指哪條路，依舊走了許多冤枉路。
我去找某人表弟的女友幫我把在美國被老太太剪壞的頭髮修一修。出乎我意料之外，她自己幫我洗頭。我問她，現在沒有學徒嗎？她說，現在沒什麼人要學手藝。我疑惑，那高工還有美髮科嗎？她說，有，但他們不見得願意來當學徒。之前有人應徵時說他要休週六日兩天，但服務業這兩天最忙，如果不能在這兩天上班，他們請人的意義不大。還有人說她爸媽不希望她做太辛苦的工作，平時仍給零用錢；甚至有年輕人一對工作不滿，就上網抱怨老闆，讓不相干的人公審老闆。經過種種負面經驗後，她們乾脆都自己來。
無獨有偶，這些天跟大學同學吃飯時，同學提到她之前有位新進同事，不過被同事提醒「要看電子郵件」，就公開發飆認為自己被施壓，一週後就離職。我聽了感到非常困惑，被提醒不是被責罵，需要小題大作嗎？同學說，年輕世代顯然跟我們這個世代差很多。
後來聊到疫情的影響，髮型師說，自從萬華被說是疫情破口，就沒人上門了，路上沒什麼人，也沒什麼車。畢竟這行是近距離接觸，完全無法轉遠距離。直到去年七八月以後，生意才慢慢恢復。
晚餐時跟以前同事聊到，我去銀行辦事，報架上只有豬油時報，以前明明有好幾份不同報紙。前同事說，那跟柯P有關。現在不只便利商店的報紙選擇變少，恐怕快沒人送報了。以後說不定變郵遞，但時效性變差，就更不會有人要訂報看報了。想起我從小就把看報當作重要的資訊來源，就算現在上網看資訊，還是會把電子報重要的部分稍微看過。我已經不知道現在年輕一代的資訊養成是怎麼一回事了。
突然發現台灣在一個產業變遷的過程中。以前我們可以用少少錢買的服務，以後免不了會變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