之前每次回台北，我都要跟我爸抱怨：「都多少年了，捷運到底蓋不蓋？」我爸說：「會啦！一定會有。」因為我從南港公婆家回木柵，明明就是相鄰的兩個區，我坐捷運和公車，卻要繞一大圈，從南港經信義區，再到文山區。而我爸媽家在考試院附近，旁邊有國家考場，不管怎樣，都排得上文山區重要的地點。這次在台北時，終於看到南環線要動工的消息，真的，等了很久。
2014年柯文哲和連勝文選台北市長時，做為沒有投票權的台北人，我希望不管誰當選，他們都能貫徹他們的政見。連勝文當選的話，請好好處理台北嚴重的流浪狗問題。柯文哲當選的話，請好好處理台北的交通。之後柯文哲當了兩任台北市長，在他任期內，我在2016年和2019年回過台灣，出發前就開始在網路上查詢我以往的上學路線，結果一點改變都沒有。
我那兩次都在吃飯時問7歲就認識的小學兼國中同學：「我怎麼覺得木柵沒什麼變？」她和我一樣，爸媽都在木柵住了幾十年。她說：「是沒變啊。」之後看到其他縣市的人很挺柯文哲選總統，我真的不明所以。我倒是毫不意外他2024大選時在文山區的票數拿到最後一名。
在外人看來，學生時代的我應該算很幸運，從小學到大學，我的學校距離我家都不到5公里。問題是，台北市的交通路線對我非常不方便。小學時，我可以走路。國中時，上下學期間都只有一班直達車，當時是台汽的，後來變成路線很曲折的綠2。高中時，雖然可以坐公車，但公車到我家那站時，往往擠到不能再擠，由於我之前在公車上碰過鹹豬手，所以非常討厭很擠的公車，寧可走路上學。大學時，我家附近到學校的公車是那種一小時一班的，我寧可花15分鐘走一段路，去坐10-15分鐘一班的公車；如果我從家裡走到學校，不用一小時就可以走到。
木柵捷運在我小學的時候動工。在那之前，木柵舉辦過幾次讓居民參與的公聽會，我爸每次去了回來都說大家反對。最後還是動工了，蓋好的時候，我已經上大學了，一看路線，只能嘆氣，根本用不到。如果要我選木柵當時重要的據點，我會選：考試院(含世新)、政大、景美女中、木柵區公所，但是很抱歉，木柵捷運沒經過木柵的兩所大學和當時唯一的公立高中。之後景美女中的排名一直往下掉，我每次看到討論，都想說：你們去怪三十年前木柵有投票權的人好了，是他們反對木柵捷運，造成今日景美女中的困境。
我記得高一或高二時，住在新莊的同學有次下課時叫住我，問我為什麼木柵這麼偏僻？我說新莊比較偏僻吧，木柵好歹在台北市。她每天清早要早起趕專車，相比之下，我可以多睡好久。我弟後來在新莊念大學，我記得他都是騎機車上學，畢竟坐公車要一兩小時，實在太累了。沒想到，輔仁大學在2012年就有捷運站了，而我們家這一帶苦等幾十年都還沒有捷運站。
木柵線作為台灣第一條捷運，人們的認知和想像力是有限的，他們想到施工的交通黑暗期和高架系統帶來的噪音，就加以反對，想像不到之後的便利和榮景。在那之前，狹窄的木柵路經歷過一些工程，讓人們感受到不便。我小學一年級或二年級時，有次颱風帶來的豪雨造成校舍淹水，小學同學聊起這件事，還有人記得媽媽或哥哥曾到校參與清潔工作。之後木柵路的地下管線進行更新，施工期間，我每天放學回家，白皮鞋和白襪子上都是斑斑點點的汙泥。不過，施工有成效，在那之後，就不太淹水了。前幾年某位綠色政客在選舉失利時，曾發過影射文山區居民太藍的言論。在我看來，不是文山區太藍，而是選民沒看到綠色政客在文山區做了什麼實質改變。
在只有一條捷運線的時候，木柵人還不覺得他們有太大的損失。二十多年過去了，當台北捷運像張網一樣展開時，許多木柵人也老了，他們不想在烈日和大雨中等公車，想在有冷氣的捷運站等每站兩三分鐘，時間上可以預測的捷運，他們也知道少了捷運，就是壞了風水和房價，很少年輕人喜歡往沒有捷運的地方跑。
我一直覺得三十年前後的木柵居民對捷運心態的改變，很適合政治或公行所的研究生好好探討。三十年前，不想要捷運是民意，三十年後，想要捷運，也是民意。但是一個大型公共政策和建設看得是長遠的未來，經不起這樣容易變化的民意折騰。一旦決定，通常沒什麼回頭路。
木柵捷運是解嚴後的大型公共政策。現在的年輕人大概很難想像解嚴後的台灣經歷多麼劇烈的變化，那些年街頭抗議非常頻繁，人們勇於表達反對之聲，陳水扁等人的聲名鵲起，就是在於敢說敢罵。我在大學時，後來在扁政府入閣的社會學老師也曾帶我們去抗議；有個台南來的男同學大學時最難堪的回憶，是被社會學老師以分數要求去抗議時丟衛生棉。如果我們把那時的台灣社會看做一個躁動的青春期少年，就可以理解木柵線為什麼被反對，再多的溝通也是徒然，第一條路線是不得已的妥協。
如今的台灣人太高看一人一票的民主，而貶低戒嚴時期的一切。然而，台積電就在解嚴時期決定成立的。如果台灣民主化的步程往前移，台積電還會是現在的護國神山嗎？看看木柵捷運，似乎很難說。
如今南環線要施工了，接下來好幾年，是不可避免的陣痛期。希望木柵人這次好好地忍住，不管再大的衝擊都要吞下去，已經沒有另一個三十年可以浪費了。
這次回台灣，我又得新冠肺炎了。
雖然美國在疫情初期，狀況比台灣糟很多，但我們全家都沒事。我們第一次得新冠肺炎，是2023年底回台灣時的事。在那之前，我看過一些美國台僑說在美國沒得，反而在台灣得。真不巧，我們家也是這種狀況。
這次回台跑了很多次醫院，但不是在醫院感染的，而是在返美的飛機上感染的。那天我上飛機，走到我的機位前，就看到幾名空服員和一名非裔女性在交涉。那名非裔女性坐在我後面那排靠窗的位置。她跟空服員說，她好不容易請假出來玩，答應她的主管銷假後要立刻上班，所以她絕不能生病，而她旁邊那對老夫妻(就坐在我正後方)生病了，她很擔心自己會被傳染，所以要求換到別的座位去。她強烈要求下，真的被換走了。
既然知道後方有人生病，我沒敢大意，除了吃飯時間，其他時候都戴著口罩。但是，我回到美國後沒幾天，還是生病了，用新冠快篩一測，兩條線。
之後聯絡在台北的家人，他們都沒事，顯然就是在飛機上得了無誤。
不免想起，疫情期間，台僑社團有次一群人爭論在飛機上到底要不要戴口罩？有位老兄自稱是專業人士，信誓旦旦地說飛機上空氣交流良好，不需要戴口罩。我的親身經驗證明，如果病人很近的話，還是會被傳染的。
這件事也讓我想起疫情期間發生的很多事。2020年，很多台僑急匆匆地搬回台灣，認定台灣比較安全。當時這類貼文好像還不算少，於是我也很認真地想了一下，我們到底要不要回台灣？
不過想了五分鐘，就很快地決定不要，因為我想到的，都是缺點。台灣到底是不是比較安全？我存疑。以台北的人口密集度和交通方式，我感覺我們回去後，會很快地被傳染。此外，對美國人來說，有些事，或說有些價值，不要隨便打破的，例如為了躲疫情而弄到全家分離。我們家當時有一個青少年，另一個再過不久也要踏入青少年階段，不應該隨便和爸爸分開，畢竟他們爸爸的工作在美國，就算可以視訊工作，平時還是得住在美國。其次是青少年的意願。某人在疫情期間曾拿到一個在聖地牙哥的工作，那是我以前說老了想住的地方，所以當夢想可以提早實現時，我當然很開心，但是大的有朋友在這裡，不願意離開，甚至說我們可以帶弟弟搬家，他一個人留在這。這完全不可行，最後只能算了。
再來是教育制度和語言，台美差異真的很大，他們回台北後，在各種條件限制下，我可以想見小孩在台灣會有很嚴重的適應問題，除了英文，其他科應該都會垮掉。美國人為了給小孩多一點自信，可以讓小孩延後一年入學。所以，為了躲疫情，讓小孩在學業、人際和生活上感到挫折，這不是給他們安全的未來，而是折磨和摧毀他們的未來，根本不用考慮。後來，我看到好幾個貼文，那些把小孩從美國帶回台灣的家長說小孩適應有問題，不快樂。我很同情那些小孩，也許有些人未來會寫個疫情版的「美國小孩」。
到了2021年，美國開始從85歲以上，75歲以上，65歲以上，逐步到全面開放打疫苗。而台灣在第一年似乎很自豪是防疫模範生，在送給外國的口罩箱上打著大大的Taiwan can help字樣，但到第二年就不行了，疫苗政策根本一團糟，連執政黨立委的男友都可以靠特權插隊先打。明明就是一個靠高科技賺進大筆外匯的國家，卻弄得像是二等國家，接收別的國家不要的AZ疫苗，很多民眾因此感恩戴德地在社群媒體大頭貼加感恩標語，之後才發現AZ疫苗造成很多問題，甚至造成現在懷疑疫苗的聲音。高科技公司的大老闆和宗教團體想花錢買疫苗卻被政府阻擋，最後還是得進總統府見了在媒體和人民面前消失許多久的總統，才能推進下一步。蔡英文在當黨主席時，批評當時總統馬英九的政策，「錯誤的政策比貪汙更可怕」。這句話完全可以用在疫情期間的蔡政府上。
三不五時在網路上罵台僑用健保的台灣人，那段期間為了打輝瑞疫苗，不少人專程飛到美國來打疫苗，包括獨派大佬，甚至有富豪包機來打疫苗。這些人裡應該很多是川粉，他們做著川普討厭的佔美國人便宜的事。而這些行為，在疫情過後，像一陣風吹過一樣，再也沒有人提起，但這些人至今還是會在網路上沒事就說台僑用健保，就像在疫情期間疫情失控後，不怪無能的政府，卻怪萬華居民一樣。這些人不明白兩者有根本的差異，台僑如果可以用健保，那表示他們符合規定，有戶籍，也交健保費。像我這種經常超過兩年才回台灣的人，是沒有辦法用健保的，只能自費。而持觀光簽來美國打疫苗的台灣人，雖然沒被抓，也沒被要求繳錢，但的確是佔美國人便宜，因為這些都是美國人的稅金買的。任何時代都不乏自私自利的台灣人，當台灣人可以遺忘不到五年前的醜事，在更往前，例如戒嚴時期和二二八時代，當時自私的台灣人做了什麼醜惡的事，是否也像疫情期間的醜事一樣，都被洗掉？
在台灣爆出集體感染的新聞前，學妹就先一步告訴我，台灣疫情已經失控了，只是政府壓著消息。雖然我認識一些人幫執政黨做粉飾太平的工作，但我的朋友裡，還是有看透國家機器虛假宣傳的人，讓我不至於對台灣完全失望。
雖說現在的新冠肺炎比起疫情初期的版本，已經算比較弱的，但每次感染，還是很難受。照我的身體狀況，大概又要隔很長的時間才能回台灣了。
週一零時接到弟弟打來的電話，就訂了機票。本來想訂週二飛台北的班機，但是系統警告他們來不及備餐，想了想，還是延後一天。於是台北時間週四晚上，我就落地桃園機場。照弟弟的說法，坐機捷轉北捷應該是最快進台北的方法，於是第一次搭了機捷，然後在週五子時前到爸媽家。
在加州家中接了弟弟電話之後，我就沒什麼睡，在飛機上因為腿不舒服也沒怎麼睡。年紀漸長後，飛台北的十四小時越來越覺得難受，於是拿電影當咖啡，連看四部，然後把上次沒看完的寄生上流補完。回到台北家中，倒是沒有時差問題，比平時還早睡著。
早上六七點意識回到大腦，眼皮沒張開，耳朵聽到外面傳來的雨聲。光聽聲音，我可以想像雨水如何沿著建築的肌理，描摹城市的線條。然而，全身的痠痛讓我有被雨聲吵醒的起床氣，想起蔣坦的「是誰多事種芭蕉，早也瀟瀟，晚也瀟瀟」。同樣是單調的雨水敲打聲，我寧可聽雨滴在芭蕉上的聲音，而不是塑膠遮雨棚的聲音。我剛回台北就下雨，而且會一路下到我離開後才放晴，簡直就是欺負我。
起床後，一個人在屋裡遊蕩，聽著外頭的雨聲，悲慘地發現大腦不受控制，重新感應以前每逢雨天就有的憂鬱情緒，我之前以為這些年加州的陽光把那些濕漉漉的陰影都曬乾了。隨之而來的，是自動播放的老歌，從劉文正版的「三月裡的小雨淅瀝瀝瀝瀝瀝，淅瀝瀝瀝下個不停。山谷裡的小溪嘩啦啦啦啦啦，嘩啦啦啦流不停。小雨為誰飄小溪為誰流，帶著滿懷的淒清」，再到蔡琴的「像一陣細雨，灑落我心底，那感覺如此神秘」，沒完沒了，明明巫啟賢版的「三月裡的小雨」才是接近我這個世代的版本。我感覺我腦裡有個壞掉的水龍頭，但是找不到水電工可以把它堵上，我真想把自己打昏。驚甫未定地快速分析，我是不是八字變輕了？很快地否定這個可能，人的一生只有一個八字，那很可能是這房子的磁場讓我的腦子失控了，我在加州的時候，可沒這麼多快速流動的思緒。恨不得立刻回加州，但很快地告訴自己，我這次只待六天，忍忍。
許久不曾在三四月時待在台北，返台前查了天氣，看到寒流的消息，但最低是華氏六十度，便覺得沒什麼，南加州的冬天可是四五十度啊。沒想到，台北的六十度感覺像加州的五十幾度，晚上在家裡打哆嗦，不禁想起李煜的「簾外雨潺潺，春意闌珊。羅衾不耐五更寒」，但很快想起，他寫這闕詞時在汴京，已是北地，不是南唐。
有天從台大醫院探病完走出來，撐著傘走在灰色圍牆旁，不經意地想起鄭愁予的「我們底戀啊，像雨絲，在星斗與星斗間的路上，我們底車輿是無聲的。曾嬉戲於透明的大森林，曾濯足於無水的小溪，那是，擠滿著蓮葉燈的河床啊，是有牽牛和鵲橋的故事遺落在那裏的......」不管是十多歲還是現今，每次默誦這首詩，我都感覺有音符跳躍在我的腦海裡。原來我的青春記憶裡，雨聲是跟詩歌結合在一起的，天知道我在多少個雨夜反覆誦讀那些東西，但它們不曾在加州的雨天出現，卻在我離開多年後，再度回到梅雨季的台北後才出現。
有晚，去年暑假沒見著的W開車到老地方接我。一上車，我們就像以前那樣天南地北地聊著。我問她，從台北搬到南部多年，再搬回來，會不習慣嗎？她說，她在南部時，特別不適應，因為南部不太下雨，對她而言沒有季節感。沒想到，她搬回台北後，聽說南部下很多雨。然後我們兩個就笑了起來。我恍然大悟，原來她喜歡下雨，我居然不知道。她說是啊，下雨的時候，感覺多安靜。
我很快地想起，去年暑假有次搭計程車去醫院時，曾聽計程車司機說，雨天的時候特別難叫計程車，因為大家都不想在雨天搭大眾運輸。我想也是，想像人多的公車捷運上，要是不小心，自己的雨傘或別人的雨傘把水弄到衣服鞋子包包上，感覺都不舒服。我可能以前走路和搭車上學的日子太多了，所以才會一碰到雨天就覺得難過地快不行。做為不怎麼有機會搭大眾運輸的加州人，其實也不愛在雨天出門。雨天的時候，高速公路上的車感覺比較少，能不出門的人，就會避開下雨的時候出門。
大學畢業後就沒見過的朋友，在一個大雨滂沱的日子，專程從宜蘭到台北來跟我吃頓飯，跟我說了很多宜蘭在多雨的狀況下產生的各種問題，聽著我頭皮發麻。於是告訴自己，人生有時碰到的不適是為了感謝其他時候的美好，感謝上天的機緣，讓我能夠住在乾燥的加州，這次在台北累績的雨量，就讓我在回到加州時，慢慢蒸發曬乾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