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得大三的時候，孫道存來給我們演講，那是我們的必修課，老師會請業界的不同高階經理人來講他們的經驗。他那時應該是炙手可熱的台灣大哥大創辦人，是個正常的生意人，尚沒有鬧出什麼掏空公司、娶嫩妻等新聞，畢竟當時水果日報還沒進台灣。那個時候只有很少人有手機，而且不是智慧手機。黑色磚頭機剛剛退潮，而芬蘭來的諾基亞是甫升起的新星。
在那種即時通訊還很昂貴及稀少的時候，他跟我們提到衛星電話。他提的幾種應用聽起來都是極高檔的客戶用得到的，比如說在海上或極地的通訊。
沒想到，茂宜這次的大火，燒斷他們的通訊，很多人因為臨時逃難，和家人分散，又因為手機、電話都不通，因此斷了聯繫，很多人都不知道失聯的家人是生是死。衛星電話就在這時派上用場。Adam Probolsky在Linkedin分享他的個人經驗，就是靠衛星電話跟外界取得聯繫，然後帶著家人逃出陷入野火和恐慌中的茂宜。
看了幾天的茂宜野火新聞，哭了好幾次。看到最熱鬧的拉海納被燒成灰燼，包括三百年的大榕樹，以及所有的店家和博物館，路旁的車輛全燒成焦炭，而人民要跳海才能避開怒火上身，根本就是可怕的地獄。本來還想回去看前街的博物館，因為上次去的時候小孩不願意去。再也沒有機會了，所有的文化資產都燒光了。
再過不久，加州也將進入野火季。也許未來我們不要把衛星電話視為太高檔的應用，因為在野火的肆虐下，很多狀況是我們無法預料的。當然，隨之而來的，是太多衛星和太空科技，會陸續造成太空垃圾，一旦它們進入地球，而且無法在大氣層中完全燃燒的話，會是人類的另一種科技災難。我們的生活總在尋求各種方便和便利後果的縫隙中掙扎。
說到納粹大屠殺，許多人的第一印象就是希特勒是兇手。但，那場慘絕人寰的悲劇都是希特勒的錯嗎？
趁暑假結束前，帶初中生去雷根圖書館看延期的奧斯威辛集中營特展(Auschwitz: Not Long Ago. Not Far Away.)，看看這個展覽鋪陳了什麼樣的脈絡。如果他們的課程沒改的話，八年級會教到納粹大屠殺。我記得高中生以前英文課的指定讀物是諾貝爾獎得主和奧斯威辛集中營倖存者威塞爾(Elie Wiesel)的回憶錄《夜晚(Night)》，這本書和安妮·法蘭克的《安妮日記》齊名。
我預先在線上買票，訂的時間是週五下午一點。本來以為比較少人，到了才發現，人多到停車場全滿不說，我的車只能停到遙遠的路邊，好在走一段路有免費接駁車可以搭，往山上的總統圖書館開去。
這個展覽爬梳了奧斯威辛的過去，以及希特勒崛起的遠因。
希特勒不是猶太人被大屠殺的單一原因，而是厭猶歷史發展的結果。希特勒的興起就像今日的政治明星，受到許多人喜愛和支持。展覽裡播放當時的黑白紀錄片，他所到之處，人群夾道，男人女人兒童都興奮快樂地歡迎他。
早在納粹送猶太人到集中營前，就有歐洲政客說要把猶太人送到馬達加斯加，而希特勒暢銷的自傳《我的奮鬥》也是這聲浪裡的一部分。在納粹大屠殺前，猶太人遍布整個歐洲，特別多猶太人的國家是波蘭、蘇聯、羅馬尼亞、德國、匈牙利、英國、捷克和法國等。
奧斯威辛在十九世紀時，本來只是個奧匈帝國和德國邊界上的小城和鐵路轉運站，半數以上居民是猶太人。一次大戰後，它成為波蘭的一部分。1939年，德國納粹入侵波蘭，就在奧斯威辛建立了讓人聞之喪膽的集中營。
納粹把猶太從一個宗教視為一個種族，同時要清洗那些被視為不完美的人，包括同性戀、身心障礙等。猶太人在集中營時期前就活得很艱難，被送去集中營的路上有部分被毒死，送到集中營繼續被不人道虐待。吃很少、吃餿掉的食物，穿得很單薄，但是被迫做苦工，有人被派去把大石頭搬過來搬過去，都是為了折磨他們。如果有幸入睡後醒來，通常會發現身邊有人死去。其中有清掃滅絕營的人回憶說，有位匈牙利拉比被迫從事將兒童送入焚化爐的工作，他會先為兒童祈福，然後將他們送去焚燒。那名見證者說，他聽不了兒童哭喊的聲音。納粹不只是給他們身體的折磨，同時加諸心靈的折磨。
在這麼艱困的環境下，活下來的人展現生命的韌性和奇蹟。他們往往有相互支持的團體，在死亡行軍時，拉著彼此的肩膀往前移動，再累都不能坐下，不然會被開槍射死。這個展覽也記錄了救猶太人的人的善行，例如中國外交官何鳳山，他們是世界變得黑暗時，舉起燭光的人。
倖存者後來很多都從事相關教育工作。其中一位說，這世界如此安靜，如果她不發聲，其他人也不發聲，歷史可能會重複，她不願子孫有相同的遭遇。展場貼了義大利化學家和納粹大屠殺倖存者Primo Levi的話：「它發生過，所以可能再次發生。這是我們要出來發聲的核心：它可以發生，而且可以在任何地方發生。」好幾位都說不要有種族歧視、宗教歧視、排擠別人，和平需要爭取。善哉斯言，望世人都能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