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妳第一次真正愛上是什麼感覺？」28歲的克里斯多夫在床上問37歲的菲黛。「不平等的關係」，她答。
這部電影始終讓人不安，心驚的感覺始終揮之不去，就算是兩人剛開始乾柴烈火的激情燃燒大螢幕的畫面時，也總是讓觀眾盯住大螢幕，卻困惑迷茫不已。或許，女性觀眾反應更強烈，如同男女在愛情關係中，女性總是屈居下風，雖然自認強勢有成的女牙醫菲黛渴望臣服在愛情面前。
不只是片頭，還有一開始的幾番對話，隱隱約約讓人感到沈重低迷的氣氛，而中文片名強把英文片名Perfect Love點破，也讓人不會期待看到童話結局，但，這些遠比我想像的要令人難過太多。
女導演Catherine Breillat或許沒讀過radical feminists的著作，然而，這部片傳達的意識，都是點出女性那樣悲傷的困境。異性戀的愛情，對女人來說，向來就是不平等的關係。女人即使認知到這點，也往往是縱身跳入這個讓女人萬劫不復的深淵。
這部片呈現的不平等關係，絕非刻意簽下的不平等條約所決定，更不是片單簡介上所言，年齡和社會地位差距的考驗，而是來自於男女在社會脈絡，以及身心發展狀況不同所致。
兩個年齡差距甚大的伴侶，剛開始一如大多數的情侶般甜甜蜜蜜，菲黛喜歡在做愛後向克里斯多夫傾訴她的過去，包括她的兩任丈夫、她的情史，還有她那管她叫婊子的母親。而克里斯多夫，他有一個對性愛有強烈喜好的父親，常帶他媽媽去雜交派對，但不幸的是，他母親從來就不喜歡這類事，離婚後每個月自殺一次，克里斯多夫因此進過精神病院。而他和菲黛的交往，也受到母親的反對。
這一段故事的運作，隱隱約約含有佛洛依得精神分析的影子：當一對男女在床上時，床上不只有兩個人，而至少有六個人：雙方的父母，和這對男女，所以，擁擠的很。雙方父母對性的好惡，都會影響這對男女的關係。這也是女性主義學者企圖從精神分析觀點理解男女不平等的原因之一。
雙方有了性愛關係之後，問題來了。男性由於在發展過程中，必須摒除母親的認同，轉向認同父親，同時害怕母親強大的力量，將他帶回子宮的脆弱時期，因此對於性愛是靈肉分離的，他害怕女人與他有了關係之後，就像母親一樣，將他置於脆弱無助之地。而女人，在認同轉換中比男性順利，因此是靈肉合一的，追求身心的一致。然而，在雙方認知有差距的情況下，這樣的關係，究竟能不能「永遠」？如完美的愛情故事所期待的。
菲黛雖然在與第一任同志丈夫的婚姻關係中，因為對方的不忠貞，於是使她也向外發展不少關係，離婚後，也交過不少男友，然而，對於這一次和年紀小一把的克里斯多夫的關係，她倒是有前所未有的期待和契合度。因此，她對於克里斯多夫的朋友菲力普那種到處泡馬子的人相當不以為然，也不喜歡克里斯多夫和哥們亂晃，背著她亂來。對於他暗自對十八歲荳蔻年華的女兒示好不舒服，對他故意當著她的面和別的女人在酒吧眉來眼去更難受。
Shulamith Firestone在《The Dialectic of Sex》中，對於男人心不甘情不願地獻身愛情時，會有的反應，做了分析：
一、到處拈花惹草，證明自己仍是自由之身，「不可能」被女人綁住。
二、展示無可預測的行徑：例如經常不守約，讓女人焦慮，表示自己高一等的地位。克里斯多夫用飆車和突然叫菲黛付錢、在路邊突如其來地隨處撒尿，表現此狀況。
三、雖然自己決定和一個女人go steady，仍會有所不甘願，因此做小動作，如：對其他女人大送秋波、沒事拿別的女人跟身邊的女人比較。菲力普雖然告訴菲黛，他每次跟他提的，都是菲黛。但他的言行不一致，傷透了菲黛的心。很不幸的，克里斯多夫三種狀況全部都有。菲黛到後來簡直忍無可忍，於是兩人某夜從酒吧不愉快地回來後，便分手了。
然而，克里斯多夫八天後在她工作的醫院外出現，苦苦哀求說他仍希望復和，她八天不接電話又神出鬼沒，對他來說有多麼難熬。菲黛心軟地說，他是毒梟，而她是難以戒毒的人。吃飯的時候，他卻故態復萌，要她付錢，並且斤斤計較他付錢的次數比較多。菲黛冷眼觀察他的行徑，他可以幫菲力普付錢買妓，即使是菲力普爽，他也付得甘願，而且從不跟菲力普計較。然而，他卻屢次為了金錢跟菲黛發生口角，並在使喚她的行為上顯示他的權力。
性愛永遠是男女間一大難了的「私」案。克里斯多夫到後來坦承，不管怎麼樣的絕世美女，「上」過三次，不過「爛肉」一塊。這就是Firestone探討的，愛情對生理男而言，是「上或不上」的問題，也是Kate Millet在《Sexual Politics》中，把性當作男性宰制女性的重要一環，並如尤俠在《父權化石》中所言，「談到愛情，男人自動變成隨時隨地可以組裝的活動床」，而女人得注意男人「褲檔間隱藏的食女獸」。菲黛當然為克里斯多夫這個說法傷心欲絕。
但菲黛稍後為他們的性愛無法契合而惱怒，因為她還是有她的生理需求，於是說他是同志，因為每次都是她主動，「我好像女同志」，而且他從來都不夠「硬」。最後，克里斯多夫從她的背後，用鍋剷的把柄代替自己的性器，以表示夠硬。菲黛回頭發覺後，忍不住大笑，克里斯多夫酒後發怒下，便用水果刀亂刀刺死她。
而菲黛到死都不知道為什麼他始終不夠硬。因為他在家先開雜交派對（跟他爹一樣），跟數個女人玩過，然後打電話跟她傾訴，說她不理他，簡直就是存心淹死他，然後才到她的住處……
（2001.1.30）
時間，宛如一個中性字眼。然而，依照其內涵，卻有男性時間和女性時間觀之別。根據Julia Kristeva〈Women’s Time〉一文，男性的時間觀因為體認人的生命有限，死亡不可避免，因此是線性的、強調邏輯、有目的、向前展望、可斷代的，有過程和終點，因此有價值。而女性時間觀，則是永恆的、重複的、不朽的。女性時間觀之所以如此，是由於女性有月經、懷孕、產前陣痛等的生理現象，以及日復一日、沒多大變動的家居生活，使她們將生活視為平淡、沒多大起伏，且她們的生活強調人際互動、與人的聯繫，並不那樣重視自我的份量，於是發展出全然不同於男性那種每天都要追求進步成就的生活態度。
然而，就算是女性，我們很少聽聞女性的時間觀是怎麼一回事，因為女性時間觀的價值被貶抑為落後、不求進步、不精確，因此始終都被男性把持的主流思想所瞧不起。
即使如此，女性就算跟隨男性時間觀，在固定時間提供男性三餐，在男性要求時間打理好一切，卻還是有步調不同之處。而男女對於這樣的差異，態度又有所不同，好比男性總是暴跳如雷，女性則慢條斯理，不覺得慢點會有什麼妨礙。而這些差異往往成為婚姻問題或家庭危機，顯示有必要瞭解兩性時間觀的差異為我們的生活帶來的影響。
而最明顯的例子，則可以先從男性的歷史（history）談起。
※線性時間觀並非一體適用
當我們說：「歷史會重複」時，其實也在承認歷史有其回復性、不朽性。日本京都大學教授高（土反）正堯在其《永恆與衰亡》一書中相當推崇英國學者吉朋所著的《羅馬帝國衰亡史》。他在序章〈我們為什麼困於衰亡論〉時，提到：「衰亡的歷史是複雜的，衰亡的過程並非一條直線。正在沒落的文明可能會出現幾次迴光返照。」，然後說：「吉朋的《羅馬帝國衰亡史》之所以在今天看來也還是一部名著，主要就在於它扣緊了衰亡的過程，並且具體描述了這些過程如何從不同的時刻開始，又以不同的速度演進。而且，由於吉朋重視衰亡過程的特殊性，所以他描述的衰亡就不是一條直線。」
高（土反）正堯雖然沒有明確地體認這樣的概念不在Kristeva所稱的「男性時間觀」下，但他的確認知生命的無常和人的限制：「雖然衰亡論揭示了命運的反覆無常，卻不致使我們陷入絕望，相反地，它激發了正視命運的決心和勇氣。衰亡論使我們明白，人類文明是怎麼曲折變化的，尤其是怎樣面對衰亡，最終的結局到底如何。它還告訴我們，與我們人類侷限性同在的，還有沒有什麼更好的選擇。」在相當程度上，他也瞭解不朽、輪迴時間觀的存在。考古學家屢屢發現許多古文明有高智慧的表現，也證明人類歷史並非真如男性價值所言的向前進。
歷史由許許多多的生命構成，因此有如人的生命，有其重複和輪迴的時候。一旦接觸中國歷史，必然知道這句話：「中國合久必分，分久必合」，對照中國歷史，就知道一些強調斷代、線性、邏輯的西洋史觀有其誤謬和不合人性處，不該反覆強調、傳遞、繁衍。
而石之瑜在〈剪不斷，理還亂——超越政治學的線性時間觀〉一文中，也指出：「自由主義與政治學裡的線性史觀是分不開的……線性史觀也是個人化的史觀。每一個人都有自己與生俱來的獨特歷史，自出生而死亡，但這每一個人的獨特性彼此相容，則又是在共通的歷史條件下促成的。線性史觀的個人化強化了歷史的終點意識，因為每個個人都會死亡，並且這個人的死亡是無法彌補的，因為每個人的生命歷程在線性史觀中並不重疊。」
說穿了，所謂的歷史，尤其是斷代史，都是由一群出名、想出人頭地、想與眾不同的男性輝煌事蹟、豐功偉業或者特別陰險詭詐之事所串連構成。斷代的需要，是為了顯示己朝的進步、有個性。線性史觀、斷代史都是要因應男性的思維，生命既然不斷往前推展，今日之是，就常建築在聲明昨日之非上。而與別人相同、重複之處，就顯得平凡不可取，於是每日每夜可能都做相仿之事的女性，幾乎不在歷史（history）中現身，彷彿她們從沒存在過，連個註腳也沒有。
然而，人類的歷史，如果有高潮，有低潮，當然難免有不同之處，也有相同、重疊之處。就如石之瑜所言：「歷史記憶和時間意識不必是個人化的，而且經常是分享的」。俗言常說：「一個成功的男人，背後都有一個女人。」如果我們承認這句話描繪了常有的狀況，那也不能否認，這些男性的不平凡，是奠基於共享的平凡之事上，就是因為有人扮演犧牲者的角色做這些瑣碎重複之事，才有人做特別突出之事。然而，歷史中卻幾乎不談她們隱匿的貢獻。而從前女性不被允許上學習字，臣服在父權體制下的結果，她們不懂得以文字、以陰性書寫紀錄自己的生活，就彷彿被男性歷史割喉、閹割般，從此無聲隱形，後人於是只知男性中心史觀。
更何況，斷代之後，不代表類似過去的事蹟從此不會發生，否則，後人怎麼「以古為鏡」？就是因為體認人類的智力、知識、能力等都有極限，因此才要從別人相仿的經驗中觀摩學習，這也顯示一種重複的渴求，即使男性不像女性那樣對生理現象，好比月經、懷孕等的韻律感到自然的奧秘，但在觀察日月天象、海水潮汐時，一樣會體認自然韻律的奧妙，且難以由人力改變的。而思慮細密的開朝先祖不管如何防範，總阻止不了後人的衰敗，顯示人對歷史依舊感到無奈焦慮，所以才會加以斷代，建立一套符號秩序及相關的遊戲規則，強調進步。於是，男性的時間觀價值也在這樣的歷史陳述中無形傳遞、強化。
而這些女性的地位，或許從古至今在父權體制下都難以翻身，然而，她們生活的模式，卻或多或少有所演進。但是，這一切相關的資料都難以追尋，因為男性史官、史學家、文學家等的紀錄者，向來認為她們做的事沒價值、不足可取，而根本沒想到要加以記錄。
※對男性時間觀的反省
進入資本主義的工業時代後，人們強調效率、競爭力、速度和進步，不論男女，想要出人頭地有所成，都會用男性的線性時間觀來規劃人生，以為生命和時間操之在己，反映男性時間觀的個人主義色彩。然而，這樣的時間概念到許多時刻讓人覺得不適，或感到無法追上時代的腳步而感挫折，或因為太過強調線性時間的功利性，而喪失原有的健康、幸福和輕鬆自在。不管成功與否，不管效率與否，每個人或多或少都會有感到力不從心、或生病、或被瑣碎的煩事干擾的時候。生命有其規律和不可預期的色彩，並非線性進行，事情難免不能按照規劃而圓滿達成，如果看不透這是因為受到男性時間觀的毒害，往往會歸咎於自己的無能而感到內疚焦慮，甚至對生命感到巨大的匱乏，而覺得永難滿足，充滿無力感。其實，生命如歷史，有其高潮迭起。該坐看浮雲蒼狗時，就不該汲汲營營，否則，時間、生命和身體都會反過頭來加以制裁、懲罰這樣的違反人性和自然。
好比十九世紀進行的工業泰勒化要求人們機械化的工作以追求效率。表面上、短期看來，好像有所謂的「效率」這回事，因為短時間內收到相當的成效。但就長期觀察，這種依循男性時間觀創造的機械化工作相當不尊重人類的自然法則，其實斲扼人的生命力、創造力和健康，短期內創造的績效，需要長時間來償還，並且，由員工負擔身體上的病痛和經濟負擔，而由雇主收之桑榆。這類的例子到二十一世紀，所謂的「e時代」後，只有增加，未見減少，就是因為「高科技」、「知識經濟」這些被高舉的旗幟都由「效率」旗杆所支撐著，底下一群扛旗杆的人全然不覺這有什麼問題。更諷刺的是一批有錢的「華爾街雅痞」、「高科技新貴」，還得「花錢買休閒時間」，如Nancy Gibbs在《時代》雜誌中的〈美國人怎會沒有了時間〉一文所提：「像華爾街那些初生之犢的雅皮士，擁有高薪卻百務纏身，休閒時間竟成了他們最難買到的東西。」 。如果照線性時間觀看來，人類歷史必然前進，但我們回顧這段十九到二十一世紀的歷史，有那麼多人為線性時間觀付出代價，我們還可以稱這是進步嗎？而過去，白種人相當歧視所謂的「有色人種時間」，好比「一個預定要舉行的事件或活動，可能在長達幾個小時中的任何時刻開始，也可能根本不舉行了」 白種人計畫那麼多，最後卻對生命一樣無法掌握，到頭來，是誰比較進步？誰比較落伍？
雖然人始終想要支配時間，市面上總不乏「時間駕馭術」、「如何掌握時間」、「做時間的主人」、「向時間下戰帖」之類的書，「把握今朝（seize the day）」類似的話喊得漫天價響，然而，人越是想要駕馭時間，越容易反過來被時間所役，而成為時間的奴隸。好比，一個總是匆匆忙忙想要同時做好幾件事的人，最後常發現一件也做不了，時間用了，但分心使得所有計畫都半途而廢。而一個嘗試把24小時當48小時用，不眠不休工作的人，最後發現生病佔去的時間是不在他規劃之內的，且可能遠超過他原本有的休假時間，因為過度操勞，使得時間和身體忍不住聯手抗議。一個把生命切分，以為自己可以有所規劃，並且按照理想圖像達到目的的人，可能發現半途還有其他大大小小的瑣事迫使他停下來，而無法按原計畫進行，但先前的過度自信使其排定過多的計畫，最後都成為讓人承受不住這樣的壓力，而只能徒呼荷荷，自責不已。
更何況，過度強調時間的精準與有效性，最後只是使這個世界增加越來越多的瘋子、歇斯底里症患者、精神病患、偏執性精神分裂者……而已。
※重新思考女性時間觀的好處
相較之下，女性的時間觀就彈性多了。既然個人的生命是人類群體的一部份，就必須體認自我的侷限性，以及世事有其軌道，不是人所能預測、推斷的。人間的邏輯，也難以解釋一切，因此在劃分時間時，本來就十分武斷，必須預留空間給時間彈性發展，否則，最後彈性疲乏的，是不自量力的人類。
並且，運用女性的時間觀，可能會發現時間常送人意想不到的驚喜。好比在Robert Levine所著的《時間地圖》提到，家樂氏在一九三０年代經濟蕭條最低迷時，讓位於激戰溪（Battle Creek）工廠的多數員工，將每天工作時間縮短為六小時，條件只是減薪而已，因為「家樂氏相信努力工作可取代長時間的工作」。報告指出，尤其是女性員工，很樂得享有多出來的時間，用來從事各種諸如園藝、縫紉、製造罐頭、照顧家人，以及守望相助的的睦鄰工作。家樂氏為此也感到滿意，因為「開支省了25%……員工薪金支出省了10%……意外減少了14%……」，並斷言「由於每週工作日縮短，所以我們雇員的效率和士氣才如此大增，而意外事件和保險費也大有改善，產品成本因而變得很低。」但好景不常，二次大戰後家樂氏將高薪和較高的生產力掛勾，連工會都要求恢復每天工作八小時。「工作時數較短成了女性化的事……那些仍然持有工作六小時舊有標準的人是『娘娘腔』、『懶惰』或者乾脆是『不可思議』」。
Robert Levine性別意識不足，並沒有將這種改變的影響多作分析；當時家樂氏女性員工和媒體的性別意識可能也不高，不了解這樣的工時改變對人類帶來的影響，而沒有力爭。然而，不只是女性，人都有和身邊的人強化聯繫的需求，當強調高薪、效率和工作時，往往使人忘記生命中有其他的事情，而人際互動就因此而被犧牲。縮短工時、增加休閒時間，當然有可能使她們可以回顧原來忙得忽略的身邊大小事，人際關係和諧，有助於事情順利進行而少波折，而窗前一朵細心栽培的鮮花散發的香氣，可能使人忘了工作的煩憂。但如果忙到連香氣飄過都渾然不覺，那意外發生的機會必然提高，精神萎糜難以成就需要腦力的工作，更別提增加工作績效。
重新發現女性時間觀的益處，也是重新體認個人生命在宇宙間的位置。蔣中正的「生活之目的，在增進人類全體之生活；生命之意義，在創造宇宙繼起之生命」雖然有些陳腔濫調，不也是提醒個人之渺小與生命的延續性？既然體認人類的生命將會有所傳承，那何必如此強調個人色彩，而忙著汲汲營營？如果「無聊」是一個人的生命課題，那他就必須在其生命中發現「無聊」的價值，找到打發無聊的方法，而不是像線性時間所追求的變動新穎的人生。如同慕福特所言：「簡而言之，音樂創作所依據的並不是節拍器精準、固定的速度（這只是初學者的工具），而是根據人的需要及目的調整速度，找到每一片段最適合的節奏。生活中的時間掌握也是如此。」 這不也是Julia Kristeva所宣揚的嗎？每個人的生命都有不同的節奏，有時經過幾個小節後，會再現前面的某個間奏，可能反反覆覆某一樂章後，才會進入下一個樂章。但人永遠不可能預先知道何時會重複先前的生命韻律，只能尊重和珍惜時間這齣沒有預告片的精彩劇碼，並且試著用陰性書寫記錄生命的變化，作為女性的生存記錄、見證和歷史（her story）。
（2001.1.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