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anuary 17, 2001
對兩性時間觀的反省
時間，宛如一個中性字眼。然而，依照其內涵，卻有男性時間和女性時間觀之別。根據Julia Kristeva〈Women’s Time〉一文，男性的時間觀因為體認人的生命有限，死亡不可避免，因此是線性的、強調邏輯、有目的、向前展望、可斷代的，有過程和終點，因此有價值。而女性時間觀，則是永恆的、重複的、不朽的。女性時間觀之所以如此，是由於女性有月經、懷孕、產前陣痛等的生理現象，以及日復一日、沒多大變動的家居生活，使她們將生活視為平淡、沒多大起伏，且她們的生活強調人際互動、與人的聯繫，並不那樣重視自我的份量，於是發展出全然不同於男性那種每天都要追求進步成就的生活態度。
然而，就算是女性，我們很少聽聞女性的時間觀是怎麼一回事，因為女性時間觀的價值被貶抑為落後、不求進步、不精確，因此始終都被男性把持的主流思想所瞧不起。
即使如此，女性就算跟隨男性時間觀，在固定時間提供男性三餐，在男性要求時間打理好一切，卻還是有步調不同之處。而男女對於這樣的差異，態度又有所不同，好比男性總是暴跳如雷，女性則慢條斯理，不覺得慢點會有什麼妨礙。而這些差異往往成為婚姻問題或家庭危機，顯示有必要瞭解兩性時間觀的差異為我們的生活帶來的影響。
而最明顯的例子，則可以先從男性的歷史（history）談起。
※線性時間觀並非一體適用
當我們說：「歷史會重複」時，其實也在承認歷史有其回復性、不朽性。日本京都大學教授高（土反）正堯在其《永恆與衰亡》一書中相當推崇英國學者吉朋所著的《羅馬帝國衰亡史》。他在序章〈我們為什麼困於衰亡論〉時，提到：「衰亡的歷史是複雜的，衰亡的過程並非一條直線。正在沒落的文明可能會出現幾次迴光返照。」，然後說：「吉朋的《羅馬帝國衰亡史》之所以在今天看來也還是一部名著，主要就在於它扣緊了衰亡的過程，並且具體描述了這些過程如何從不同的時刻開始，又以不同的速度演進。而且，由於吉朋重視衰亡過程的特殊性，所以他描述的衰亡就不是一條直線。」
高（土反）正堯雖然沒有明確地體認這樣的概念不在Kristeva所稱的「男性時間觀」下，但他的確認知生命的無常和人的限制：「雖然衰亡論揭示了命運的反覆無常，卻不致使我們陷入絕望，相反地，它激發了正視命運的決心和勇氣。衰亡論使我們明白，人類文明是怎麼曲折變化的，尤其是怎樣面對衰亡，最終的結局到底如何。它還告訴我們，與我們人類侷限性同在的，還有沒有什麼更好的選擇。」在相當程度上，他也瞭解不朽、輪迴時間觀的存在。考古學家屢屢發現許多古文明有高智慧的表現，也證明人類歷史並非真如男性價值所言的向前進。
歷史由許許多多的生命構成，因此有如人的生命，有其重複和輪迴的時候。一旦接觸中國歷史，必然知道這句話：「中國合久必分，分久必合」，對照中國歷史，就知道一些強調斷代、線性、邏輯的西洋史觀有其誤謬和不合人性處，不該反覆強調、傳遞、繁衍。
而石之瑜在〈剪不斷，理還亂——超越政治學的線性時間觀〉一文中，也指出：「自由主義與政治學裡的線性史觀是分不開的……線性史觀也是個人化的史觀。每一個人都有自己與生俱來的獨特歷史，自出生而死亡，但這每一個人的獨特性彼此相容，則又是在共通的歷史條件下促成的。線性史觀的個人化強化了歷史的終點意識，因為每個個人都會死亡，並且這個人的死亡是無法彌補的，因為每個人的生命歷程在線性史觀中並不重疊。」
說穿了，所謂的歷史，尤其是斷代史，都是由一群出名、想出人頭地、想與眾不同的男性輝煌事蹟、豐功偉業或者特別陰險詭詐之事所串連構成。斷代的需要，是為了顯示己朝的進步、有個性。線性史觀、斷代史都是要因應男性的思維，生命既然不斷往前推展，今日之是，就常建築在聲明昨日之非上。而與別人相同、重複之處，就顯得平凡不可取，於是每日每夜可能都做相仿之事的女性，幾乎不在歷史（history）中現身，彷彿她們從沒存在過，連個註腳也沒有。
然而，人類的歷史，如果有高潮，有低潮，當然難免有不同之處，也有相同、重疊之處。就如石之瑜所言：「歷史記憶和時間意識不必是個人化的，而且經常是分享的」。俗言常說：「一個成功的男人，背後都有一個女人。」如果我們承認這句話描繪了常有的狀況，那也不能否認，這些男性的不平凡，是奠基於共享的平凡之事上，就是因為有人扮演犧牲者的角色做這些瑣碎重複之事，才有人做特別突出之事。然而，歷史中卻幾乎不談她們隱匿的貢獻。而從前女性不被允許上學習字，臣服在父權體制下的結果，她們不懂得以文字、以陰性書寫紀錄自己的生活，就彷彿被男性歷史割喉、閹割般，從此無聲隱形，後人於是只知男性中心史觀。
更何況，斷代之後，不代表類似過去的事蹟從此不會發生，否則，後人怎麼「以古為鏡」？就是因為體認人類的智力、知識、能力等都有極限，因此才要從別人相仿的經驗中觀摩學習，這也顯示一種重複的渴求，即使男性不像女性那樣對生理現象，好比月經、懷孕等的韻律感到自然的奧秘，但在觀察日月天象、海水潮汐時，一樣會體認自然韻律的奧妙，且難以由人力改變的。而思慮細密的開朝先祖不管如何防範，總阻止不了後人的衰敗，顯示人對歷史依舊感到無奈焦慮，所以才會加以斷代，建立一套符號秩序及相關的遊戲規則，強調進步。於是，男性的時間觀價值也在這樣的歷史陳述中無形傳遞、強化。
而這些女性的地位，或許從古至今在父權體制下都難以翻身，然而，她們生活的模式，卻或多或少有所演進。但是，這一切相關的資料都難以追尋，因為男性史官、史學家、文學家等的紀錄者，向來認為她們做的事沒價值、不足可取，而根本沒想到要加以記錄。
※對男性時間觀的反省
進入資本主義的工業時代後，人們強調效率、競爭力、速度和進步，不論男女，想要出人頭地有所成，都會用男性的線性時間觀來規劃人生，以為生命和時間操之在己，反映男性時間觀的個人主義色彩。然而，這樣的時間概念到許多時刻讓人覺得不適，或感到無法追上時代的腳步而感挫折，或因為太過強調線性時間的功利性，而喪失原有的健康、幸福和輕鬆自在。不管成功與否，不管效率與否，每個人或多或少都會有感到力不從心、或生病、或被瑣碎的煩事干擾的時候。生命有其規律和不可預期的色彩，並非線性進行，事情難免不能按照規劃而圓滿達成，如果看不透這是因為受到男性時間觀的毒害，往往會歸咎於自己的無能而感到內疚焦慮，甚至對生命感到巨大的匱乏，而覺得永難滿足，充滿無力感。其實，生命如歷史，有其高潮迭起。該坐看浮雲蒼狗時，就不該汲汲營營，否則，時間、生命和身體都會反過頭來加以制裁、懲罰這樣的違反人性和自然。
好比十九世紀進行的工業泰勒化要求人們機械化的工作以追求效率。表面上、短期看來，好像有所謂的「效率」這回事，因為短時間內收到相當的成效。但就長期觀察，這種依循男性時間觀創造的機械化工作相當不尊重人類的自然法則，其實斲扼人的生命力、創造力和健康，短期內創造的績效，需要長時間來償還，並且，由員工負擔身體上的病痛和經濟負擔，而由雇主收之桑榆。這類的例子到二十一世紀，所謂的「e時代」後，只有增加，未見減少，就是因為「高科技」、「知識經濟」這些被高舉的旗幟都由「效率」旗杆所支撐著，底下一群扛旗杆的人全然不覺這有什麼問題。更諷刺的是一批有錢的「華爾街雅痞」、「高科技新貴」，還得「花錢買休閒時間」，如Nancy Gibbs在《時代》雜誌中的〈美國人怎會沒有了時間〉一文所提：「像華爾街那些初生之犢的雅皮士，擁有高薪卻百務纏身，休閒時間竟成了他們最難買到的東西。」 。如果照線性時間觀看來，人類歷史必然前進，但我們回顧這段十九到二十一世紀的歷史，有那麼多人為線性時間觀付出代價，我們還可以稱這是進步嗎？而過去，白種人相當歧視所謂的「有色人種時間」，好比「一個預定要舉行的事件或活動，可能在長達幾個小時中的任何時刻開始，也可能根本不舉行了」 白種人計畫那麼多，最後卻對生命一樣無法掌握，到頭來，是誰比較進步？誰比較落伍？
雖然人始終想要支配時間，市面上總不乏「時間駕馭術」、「如何掌握時間」、「做時間的主人」、「向時間下戰帖」之類的書，「把握今朝（seize the day）」類似的話喊得漫天價響，然而，人越是想要駕馭時間，越容易反過來被時間所役，而成為時間的奴隸。好比，一個總是匆匆忙忙想要同時做好幾件事的人，最後常發現一件也做不了，時間用了，但分心使得所有計畫都半途而廢。而一個嘗試把24小時當48小時用，不眠不休工作的人，最後發現生病佔去的時間是不在他規劃之內的，且可能遠超過他原本有的休假時間，因為過度操勞，使得時間和身體忍不住聯手抗議。一個把生命切分，以為自己可以有所規劃，並且按照理想圖像達到目的的人，可能發現半途還有其他大大小小的瑣事迫使他停下來，而無法按原計畫進行，但先前的過度自信使其排定過多的計畫，最後都成為讓人承受不住這樣的壓力，而只能徒呼荷荷，自責不已。
更何況，過度強調時間的精準與有效性，最後只是使這個世界增加越來越多的瘋子、歇斯底里症患者、精神病患、偏執性精神分裂者……而已。
※重新思考女性時間觀的好處
相較之下，女性的時間觀就彈性多了。既然個人的生命是人類群體的一部份，就必須體認自我的侷限性，以及世事有其軌道，不是人所能預測、推斷的。人間的邏輯，也難以解釋一切，因此在劃分時間時，本來就十分武斷，必須預留空間給時間彈性發展，否則，最後彈性疲乏的，是不自量力的人類。
並且，運用女性的時間觀，可能會發現時間常送人意想不到的驚喜。好比在Robert Levine所著的《時間地圖》提到，家樂氏在一九三０年代經濟蕭條最低迷時，讓位於激戰溪（Battle Creek）工廠的多數員工，將每天工作時間縮短為六小時，條件只是減薪而已，因為「家樂氏相信努力工作可取代長時間的工作」。報告指出，尤其是女性員工，很樂得享有多出來的時間，用來從事各種諸如園藝、縫紉、製造罐頭、照顧家人，以及守望相助的的睦鄰工作。家樂氏為此也感到滿意，因為「開支省了25%……員工薪金支出省了10%……意外減少了14%……」，並斷言「由於每週工作日縮短，所以我們雇員的效率和士氣才如此大增，而意外事件和保險費也大有改善，產品成本因而變得很低。」但好景不常，二次大戰後家樂氏將高薪和較高的生產力掛勾，連工會都要求恢復每天工作八小時。「工作時數較短成了女性化的事……那些仍然持有工作六小時舊有標準的人是『娘娘腔』、『懶惰』或者乾脆是『不可思議』」。
Robert Levine性別意識不足，並沒有將這種改變的影響多作分析；當時家樂氏女性員工和媒體的性別意識可能也不高，不了解這樣的工時改變對人類帶來的影響，而沒有力爭。然而，不只是女性，人都有和身邊的人強化聯繫的需求，當強調高薪、效率和工作時，往往使人忘記生命中有其他的事情，而人際互動就因此而被犧牲。縮短工時、增加休閒時間，當然有可能使她們可以回顧原來忙得忽略的身邊大小事，人際關係和諧，有助於事情順利進行而少波折，而窗前一朵細心栽培的鮮花散發的香氣，可能使人忘了工作的煩憂。但如果忙到連香氣飄過都渾然不覺，那意外發生的機會必然提高，精神萎糜難以成就需要腦力的工作，更別提增加工作績效。
重新發現女性時間觀的益處，也是重新體認個人生命在宇宙間的位置。蔣中正的「生活之目的，在增進人類全體之生活；生命之意義，在創造宇宙繼起之生命」雖然有些陳腔濫調，不也是提醒個人之渺小與生命的延續性？既然體認人類的生命將會有所傳承，那何必如此強調個人色彩，而忙著汲汲營營？如果「無聊」是一個人的生命課題，那他就必須在其生命中發現「無聊」的價值，找到打發無聊的方法，而不是像線性時間所追求的變動新穎的人生。如同慕福特所言：「簡而言之，音樂創作所依據的並不是節拍器精準、固定的速度（這只是初學者的工具），而是根據人的需要及目的調整速度，找到每一片段最適合的節奏。生活中的時間掌握也是如此。」 這不也是Julia Kristeva所宣揚的嗎？每個人的生命都有不同的節奏，有時經過幾個小節後，會再現前面的某個間奏，可能反反覆覆某一樂章後，才會進入下一個樂章。但人永遠不可能預先知道何時會重複先前的生命韻律，只能尊重和珍惜時間這齣沒有預告片的精彩劇碼，並且試著用陰性書寫記錄生命的變化，作為女性的生存記錄、見證和歷史（her story）。
（2001.1.17）
很有见地